胡可明
連云港——淮安兩市之間有一條南北走向的最大河流，因運輸淮鹽而名鹽河。
江蘇省境海鹽生產歷史悠久。據連云港市尤莊最新考古發(fā)掘成果揭示，西周時連云港地區(qū)即有規(guī)模的海鹽業(yè)。至遲春秋時，整個江蘇沿海都興起了海鹽生產，并于漢初達到一定規(guī)模，豐碩的鹽利極大地繁榮了地方經濟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記載：“彭城以東，東海、吳廣陵，……有海鹽之饒”。江蘇海鹽業(yè)唐宋時步入穩(wěn)定發(fā)展期，金元則躍上一個高度，明清而達至鼎盛。因淮河貫穿江蘇海鹽區(qū)入海將產鹽區(qū)分在南北，史稱“兩淮”，所產海鹽史稱“淮鹽”。整個封建時代運輸方式原始落后，堆積如山的淮鹽要銷往朝廷指定的銷區(qū)，其外運一向以水運為主。酈道元《水經注·淮水》云：“淮水于縣（今漣水）枝分，北為游水，歷朐縣（今連云港地區(qū)）與沭合，又徑朐山西，山側有朐縣故城。”兩漢及以前，連云港地區(qū)的淮鹽大抵經古游水用船舶南運入淮河分銷各地。
至隋唐，古游水逐漸淤塞，連云港地區(qū)生產的淮鹽外運困難。食鹽是人人天天必食之物，鹽利是僅次于田賦的財源，歷朝歷代均十分重視，盛唐當然如此。隨著古游水船舶航行漸趨不濟，先是唐高宗咸亨五年（674），在泗州漣水開挖了一條漕河，溝通隋煬帝大業(yè)元年（605）開挖的大運河，而達于當時淮鹽轉運樞紐揚州，淮南鹽區(qū)生產的部分淮鹽由此水路外運外銷。到唐垂拱四年（688），朝廷又從泗州漣水向北延拓一條新漕河，經今之灌南縣、灌云縣，達于連云港市區(qū)，以取代古游水的航運功能，為漕運鹽運共用。連云港淮鹽南運經此水道到達泗州漣水，再轉運淮安，部分越過洪澤湖銷往安徽北部等地，部分進入大運河里運河段運抵揚州，與淮南鹽區(qū)生產的大部分淮鹽一樣，再溯江而上運銷于江西、湖南、湖北及安徽南部地區(qū)。
新漕河為官方規(guī)劃、官方出資、官方開鑿、官方管理，故稱“官河”。官河鑿成通航，不僅解決了漕運之需，更是成為了連云港淮鹽的一條水上黃金通道，使之外運外銷更順暢便捷，反過來又刺激了當地淮鹽生產的不斷發(fā)展。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及地方志書，甚或當時來唐日人文章中，都有關于官河的記載。日本國和尚園仁在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卷1中就對官河運輸淮鹽的情景描述道：“鹽官舟運鹽，或三四船，或四五船，雙結續(xù)編，不絕數十里。……甚為大奇。”唐寶應年間（762——763年），官河北段出現堤堰塌陷，東海縣令李知遠“以鐵數萬斤”處理軟土地基，以修復官河堰壩。
北宋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），官府將連云港地區(qū)產鹽散戶組合成板浦、惠澤、洛要3個鹽場進行管理，額定每年生產淮鹽47萬7千石，并在漣水設有專倉進行轉運。巨量的淮鹽，為朝廷提供了巨額的財富。鑒于淮鹽的經濟地位及其產銷地域社會的穩(wěn)定之切，官府努力保證官河這條黃金水路的暢通。北宋神宗熙寧十年（1077）春，淮北大旱，官河水位枯竭，淮鹽不能按時按量運往銷區(qū)，延誤了朝廷的鹽利收入。朝廷飭令地方官府及兩淮鹽運衙門征調民工疏浚官河，以確保淮鹽適時足量外運外銷，鹽利及時納入國庫。海州（今連云港地區(qū)）知州孫沫以“春耕大忙、疏浚官河貽誤農時”為由，三次上奏要求停工，均被駁回奏章，并令其盡早完成疏浚，恢復官河暢通，保證淮鹽運銷暢通無阻。
元代，連云港地區(qū)鹽場改建、擴建為板浦、臨洪、莞瀆、徐瀆4場，生產工藝成熟，長期保持高產水平。蒙元統(tǒng)治古海州132年（1236——1368年），其間攫取了巨額鹽利，故而十分重視運鹽河道的疏浚和管理。世祖中統(tǒng)二年（1261）的《恢辦課程條畫》中，禁止將“運鹽河道開決河水澆溉稻田”，確保了這一歷史時期官河的暢通。
明代開啟了延至清代中期的淮鹽鼎盛之勢。海州官府為保朝廷鹽利之獲，對官河倍加關注。永樂三年（1405）五月，對境內官河淤塞段進行疏浚。永樂十二年（1414），疏浚古海州城南至淮安官河240里。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，海州知州高瑤征集民工18800人，挑浚今天連云港市灌云縣城所在地大伊山至板浦鎮(zhèn)官河及其互通之河景濟河、中正和東辛等支河，耗資9780兩銀。萬歷四十五年（1617），兩淮鹽運司淮安分司運判韓子葵令淮鹽商人捐銀1萬兩，疏浚海州境內官河；又在板浦筑堰，北擋海潮，同時蓄水以濟漕運、鹽運。
清代延續(xù)對官河的管理和保護。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，開挖了連云港地區(qū)各鹽場直通官河的運鹽支河，板浦、臨洪、莞瀆3鹽場（徐瀆場已于康熙十七年并入板浦場）淮鹽，用木帆船由生產場載出，經官河運至淮安西壩卸入鹽棧，分運銷區(qū)。朝廷還建立中河廳管理官河，每年的修防、疏浚費用由淮鹽商人捐助。
官河開掘的初衷就是作為連云港市境向大運河的漕運、鹽運的通道，其地位要比一般的河道重要，所以凡與之交匯的河流，都要首先服從官河運輸的需要。歷史上曾多次發(fā)生因灌溉農田而降低了官河水位，致使漕運、鹽運不能正常通行的情況。凡遇此，官府每每的舉動是寧愿讓農田受損也要確保官河水位，以利鹽運與大運河的漕運。在官河與其他河流交匯處筑起草木結構的堰壩。而農民為了保田，就會不斷地扒堰拆壩，形成所謂“官筑民拆”現象。為了緩解這個矛盾，清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，海州知州衛(wèi)哲治在灌南境內官河與武障河、義澤河、六里河等河口，建滾水石壩，設水位標志（作為開壩或合壩參考），以達漕（鹽）運與農業(yè)生產兩不誤。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官府挑浚了灌云縣境的車軸河、五圖河與官河的聯(lián)接段，并在官河沿岸的大伊山、洪門河、汊口一帶修建閘、堰，以利蓄水保鹽運，泄洪排農澇。
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，淮北鹽商集資大規(guī)模疏浚官河。嘉慶三年（1798年），官河延伸開掘至今連云港市區(qū)新浦，成為該地區(qū)水運樞紐。嘉慶九年（1804年），古海州官府大浚官河。道光元年（1821）正月，官府組織由淮鹽商人出資，挑深擴寬海州官河。道光十年（1830）后兩江總督陶澍在古海州的淮北鹽區(qū)實行票鹽法改革時規(guī)定，票鹽“只許由板浦場鹽（官）河舟運過大伊山以達西壩（淮安鹽棧）。”清人黎世序等主編的《續(xù)行水金鑒》寫道：“官河長130里，闊8丈，鹽課所經，官舫估舶，帆檣相望，故曰官河。”反映了當時官河鹽運之盛。宣統(tǒng)元年——二年（1909——1910年），官府再疏官河。
官河自開掘起一直是鹽漕并行共用。但隨著連云港地區(qū)淮鹽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通過這條大河的鹽船遠多于漕船，沿岸百姓眼見官河之上幾乎是日日鹽船過，鹽船帆影掩岸柳，在民間早就將官河稱之為“鹽河”了。鹽河不僅是其沿岸如漣水、灌南、灌云諸縣農業(yè)灌溉、排澇的重要水道，豐沛的鹽河水也供兩岸人畜飲用。
在鹽河南端起點之漣水縣，鹽河被譽為“母親河”。得益于淮北海鹽中轉樞紐的獨特區(qū)位優(yōu)勢，其河道一直保持在可通航800噸大船的水運能力，境內的北六塘河、南六塘河、一帆河、公興河、西張河、杰勛河等都與鹽河互通。漣水與灌云、東海、贛榆、沐陽同屬連云港淮鹽銷區(qū)近場“五岸”，這些河流成為從鹽河上運載而來的淮北海鹽向本縣境城鎮(zhèn)鄉(xiāng)村的分銷運道。
在灌南縣，鹽河與灌河、武障河、南六塘河、柴米河、義澤河、一帆河、龍溝河、公興河、唐響河等水脈相通。該縣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即建有莞瀆鹽場，這些與鹽河相通的河流，也必曾為淮鹽在本縣域的銷售承載運鹽船舶航行。座落在縣城新安鎮(zhèn)的新安港，循鹽河兩岸建碼頭，就曾是連接鹽河與縣境其他河流轉駁淮鹽之場所。
在灌云縣，水面上那咸味是越來越濃。縣境內與鹽河直接或間接相通的河流同樣很多，如古泊善后河、車軸河、牛墩河、五圖河、六里河、枯溝河、燒香河等。車軸河、燒香河舊屬鹽漕運道，古泊善后河是鹽場運鹽至板浦轉入鹽河南運的主航道之一。燒香河也曾是鹽漕運道。《灌云縣志》將這些大河列入了縣境“干河”序列。灌云縣河流眾多，水網細密，而這些大小河流都直接或間接地與鹽河溝通，對當地的農牧漁業(yè)和其它副業(yè)的生產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。
清嘉慶往前，古海州臨洪鹽場所產淮鹽全由海口運至洪河堰，通過板浦鹽關，轉入鹽河外運。嘉慶三年（1798年）后，潮退陸進，鹽船由場至堰運輸漸受困阻，臨洪場鹽商出資改造河道，在卞家浦（今海州錦屏鎮(zhèn)的卞河口）以北、海州城以東之處，挖河通海，鹽商在卞河口建了碼頭和包垣，向鹽河中轉淮鹽。此處后被定名為“新浦口”，新挖的河定名為“新浦河”。嘉慶九年（1804年），海州知州唐仲冕應民之請，開挖了一條甲子河，與新浦河溝通水脈。此河改變了“自孔望山而至州城七八里，崖岸犖確，舟楫不通，城無市廛，米薪缺乏”境況，開通了古城海州與鹽河沿岸、大運河沿岸的聯(lián)系。新浦口原只是一個運鹽小港口，隨著淮鹽產量銷量激增，也自然擴大功能增加港坨容量，后拓展為古海州農、漁、副及花果山茶葉等諸種物品齊運并發(fā)、甚至有一定客運功能的綜合性港口，鹽河因此也承擔了連云港土特產的外運外銷。
新中國建立后的1950年1月，國家輕工業(yè)部、鐵道部、交通部制定了《原鹽運輸管理暫行辦法》，連云港淮鹽運輸分為鐵路、公路、海運、河運4種路徑。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鹽河仍在為淮鹽運銷發(fā)揮作用。